辛德勇:看人家的信,想自己的事儿

    来源: 澎湃新闻

      原标题: 辛德勇:看人家的信,想自己的事儿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有机缘参加韦力先生着《着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的新书发布会。听韦力先生讲述这本书,也听中华书局总编顾青先生评议这本书,再翻看检读这本书,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有的当场讲了,有的还没顾上说。现在都把它记在下面,留下一时的印象和感觉。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出于工作的需要,会翻阅一些前人、特别是古人的日记和信札。但即使是这样,着眼点也是我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而不是那些狗扯羊皮的内幕。

      在古人书札方面,我所知所见都很有限,读得更多的,是被作者或是编者收录在文集里的篇章。古人刻书不易,不咸不淡的应酬往来,天天写,时时用,通常是不会收入其中的。所以文集里收录的,大多关涉比较重要的内容,在作者或编者看来,固有传世或是存世的价值。

      

      清康熙原刻初印本顾炎武《亭林文集》例如,清初一代学术巨擘、同时也是诗文高手的顾炎武,尝论述为文之道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遵循这样的追求,他仅自编诗集、文集各五卷,而在文集第三、四两卷竟然都是与他人的通信。这些,自然都是“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的书札,堪以“宝翰”拟之。这显示出信札作为一种社会交往作用极强的文体,同时也是体现作者思想和学术的一种重要形式。像《亭林文集》卷三之《与友人论学书》,这也是文集中收录的第一篇书札,书信中即清楚阐述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一所谓圣人之道,为学之旨。顾氏一生的学行,就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概括,足见信札这种文体的重要性。

      不过更多的前人信札,显然是无法一一刊刻传世的。实际上,就其内容而言,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也是根本没有必要统统印行于世的,特别是那些问寒嘘暖、吊丧问疾的通信,就如同所谓生而饮食一样,只要活着或是活过,就一定随时而有,尽行刻它、印它作甚?以前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描述那些毫无价值的“学术”论着——“大便纸,多几个字”。就是说,这些东西,只配用作厕纸,可遗憾的是,上面又有了一些胡乱堆上去的字句,弄得连揩屁股都不行了。真是可惜了了那些印书的纸。我想,对很多古人书札的内容,也用得上这样的评语。

      但这讲的只是信札的实质性内容,而后人看待一通前人的书信,并不仅仅是看它这一重价值。比如,看它的书法,看它字,这也是书信的一项重要内涵。这一是因为私下里写信,字体与当时通行的正式写法往往会有所不同,如所谓“章草”,或即与此紧密相关;二是因为名人(不管美名还是恶名)写下的字迹,不论其书艺好孬,字迹妍丑,都是世人竞相藏弆的宝物,所谓睹物思人,即此谓也。

      正因为如此,至迟从纸张广泛应用于书写之时起,因其便于收纳藏储,即有名人尺牍墨迹,被人递相收存;复因真迹难得,入手不易,同时又有临摹赝造者流通于世。然而,临写者水平高低参差不齐,且求之者日众,还是有更多的人,希望能够比较便宜地看到接近笔迹原貌的复制本。

      于是,我们看到,在北宋淳化三年,太宗赵光义敕令拿出内府所藏历代名公墨迹,摹勒刊刻于枣木板上,完工后书版收存在禁庭秘阁,史称《淳化阁贴》。这也可以说是后世历代“法帖”之祖。“法帖”云者,研习书法者所效仿之着名书帖模板是也。

      

      影印明拓肃府本《淳化阁帖》之王洽《辱告帖》《淳化阁帖》的刊刻,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具有一种很特别的意义。

      首先,它的付刻时间,是在北宋太宗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唐开元年间创行的雕版印刷术,被普遍应用于四部书籍的印制。如太宗诏命臣下纂集的《太平广记》,篇幅多达五百卷之多,在太平兴国三年奏进之后,随即便在太平兴国六年奉圣旨镂版印行,足见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程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太宗模仿雕印木版印书的方法,像镌刻碑石一样,阴刻前贤名帖法书于板木,用以捶拓成字,供人欣赏临摹。相较于模勒上石,在木板上阴刻字型,显然要更容易一些,也要更便捷一些。

      拓印碑石的技术,至迟在南朝时期就已经成熟,而刻印专供捶拓的法帖碑石,到宋太宗时才得以出现,这并非偶然。假如我们把拓印技术看作是与雕版印刷技术相辅而行的一种特殊印制方法的话(多年前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我曾专门讲过这一看法),那么,将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两种文字印制形式相互影响的痕迹。

      当初后唐的宰相冯道,主持用木版雕印《九经》(实际上是包括《论语》、《孝经》和《尔雅》在内的《十二经》),开启了雕版印刷儒家经典的新时代,这标志着新兴的雕版印刷术业已全面进入上层文化生活领域,而冯道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新兴未久的印刷技术,乃是缘于当时的后唐政权没有能力再像东汉、曹魏和李唐王朝那样大规模刊刻石经,以为读书士子提供标准的模板。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改用雕版印刷的形式,颁布权威的经书读本。孰知这一权宜之举,竟成为雕版印刷术全面进入上层文化领域的转折点,进而导致这种新兴的印刷技术迅速普及于各个方面。

      如上所述,到了北宋初年太宗皇帝在位的时候,被冯道引入上层文化领域的雕版印刷术业已广泛普及,成了社会上最为通行的书籍制作形式。于是,情况反转过来,又因雕印木版的启发而将用于拓印的碑石改换成了木板,试图藉此来提高制作拓本的效率。可以想见,这也会缩减制作的成本,人们当然会乐于尝试。

      只是尝试的结果,并不十分理想——后因禁中遭遇火灾,板木焚毁无存。宋人重刻这套法帖,则改木为石,重又走回刻石上碑的老路。后来踵继其后印制法帖的人们,大多更愿意刻字于石,以相拓印;当然,这样的碑石,同时也可以供人观览。从总体上来说,专供研习书法的法帖,其刻制形式,基本上再也没有重归木板的初型。我想这主要应是缘于板材不如石材更加适用:一是木板很容易像淳化阁贴那样遭遇火灾,被彻底焚毁;二是木板很容易开裂,也很容易泐损,远不如碑石坚固耐久,因而不便长期且随时拓印;三是木板上镌出的字迹,其边廓和锋芒俱不如石材爽利齐整,故捶制出来的拓片,效果欠佳。

      及至晚近以来,引入西式印刷技术,始用石印、影印技术复制书札于纸本,其较诸石刻的拓本,显然远为便利,也更减省工本。在书札复制技术大为简便的同时,所选书札的内容也发生了明显改变。

      清代一些石刻的法帖,譬如《昭代名人尺牍》,虽然已经兼及书法名家以外的名人手迹,但总的来说,还是重在展现书艺,缺乏富有价值的实际内容,即如罗振玉先生所说:“古人尺牍,吊丧问疾为多,其千里迻书,从容问学,求之古昔,未尝遘也”,故“其迹则可珎,其事鲜有可传遗者”(罗振玉《昭代京师手简》卷首自序)。而在近代以来用西式方法印制的一些名家尺牍,已经更多地侧重书信的内容,或是体现书写者的字迹,而不是它有多高的书法艺术。

      

      《昭代京师手简》之钱大昕致王念孙函在这类信札印本中,在我关注的清人学术领域,以罗振玉先生编印的《昭代经师手简》及其《二编》最为重要。这部《昭代经师手简》,编印的是乾嘉学人写给王念孙的书信,而《昭代经师手简二编》收录的是并世学者写给王念孙之子王引之的信札。由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学术地位,与其交游者俱属一时学界名流,诸如汪中、钱大昕、段玉裁、阮元之辈,而信中所述多属切磋学术,交流见解,对认识当时的学人学事,价值重大,即如罗振玉先生所云:“其人皆儒林之彦,其事皆商量学术,言皆驯雅,有稗来学”(《昭代京师手简》卷首罗氏自序)。通观后来印行的各种清代学人信札,依我固陋的见识而言,亦可谓再无来者。

      然而古代文史研究内涵丰富,并不像品鉴名人书法那么单一,那么轻薄,大问题有大问题的价值,小细节也有小细节的意义。具体到每一通信札的史料价值上看,就看你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和你主要关注的是哪些细节。

      这些年来,各方面人士,以各种方式,陆续印行了大量清人以至近人的信札,而且是以精美的彩印为主,为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实即使是像《淳化阁贴》等传统法帖中那些看似无聊的应酬文字,在时过境迁社会面貌已根本改变的今天,同样也具备了认识当时样貌的功用,不再是大便纸一般的存在。

      韦力先生刚刚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这部《着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其中的“清人书札”系潘景郑先生旧藏,而所谓“题记”乃是潘景郑先生给这些书札添附的跋语;至于韦力先生的“笺释”,则是兼及“书札”本文和潘氏的“题记”。潘氏是江南藏书世家,且长期司职古籍的庋藏与研究工作;韦力先生则为当今天下第一中国古籍收藏家,亦复潜心研究版本目录之学,造诣深邃。所以他们二人注记疏释的内容,多关涉书史学史,且较原札颇有延伸拓展。爱书向学君子,读此《清人书札题记笺释》,自然会获益多多,受教多多。

      下面就随便举述几个例子,谈谈我粗粗翻阅这本《着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后所获得的收获和随意联想到的一些事儿。

      

      俞樾致潘祖同函首先是一件关涉雕版印刷的事项。这本《清人书札题记笺释》中的第二十二通,为俞樾致潘祖同者。其内容甚简,全文如下:

      拙诗中有大不妥之句,流传非宜,昨暮思而得之,已将版本剜改矣。贵友持去之本,请函命寄还为感。手此,敬请

      台安

      名心叩

      潘景郑先生在“题记”中阐释其读札心得云:

      札云“诗中有大不妥处,已将版本剜改”语,亦以见前贤着述之不苟,有讹必纠正焉。

      韦力先生对俞曲园先生为人处事“谨小慎微”的特点,也在该书代序中有所揭示。这当然是这通信札透露出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除此之外,我还特别关注这几句话对雕版印刷史研究的数据价值。

      稍微了解一点儿雕版印刷常识的人都知道,同一副版片印制的书籍,往往会有初印、后印以及试印样本等等差别。这些前后不同时期的印本,其文字内容往往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印得越晚,较早印本改变越多。但单纯就文字的是非正误而言,却不一定越早的印本越正确,越早的印本越合理,作者或刊书人常常在先印出一部分书籍之后又改订内容,经剜改书版后再刷印行世。这样的后印本,内容就要比先出的印本更加美满。经常摩莎古刻旧本的人,知道这个道理并不难,可要是刻意寻找直接的记载,却并不容易。现在,俞樾这通信札,给我们认识雕版印刷品这一特征,提供了绝佳的材料;至少今后我在讲述这一特征时是要引述俞樾此语作为具体例证的。

      接下来我们看这册信札中的第二十九通,这是前清遗民末科状元刘春霖写给他老哥刘春堂的信。韦力先生的笺释,注明春堂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陇西知县,先与乃弟春霖俱师事吴汝纶于保定莲池书院,因知所谓文笔词章当属兄弟二人刻意讲求之事。

      

      刘春霖致乃兄春堂函在这封家书里,小弟刘春霖讲述了自己阅读大哥春堂所撰哈同家传后的看法,夸赞其文“气势闳远,是哥本色”。不过这还很像是书信中常见的应酬套话,这封信引起我注意的内容,是下面这两句切入其文的具体评议:

      所论作传务求详实,不尚简洁,足证文章家之谬习。

      尽管春霖小弟在整体肯定这一行文原则的同时,还强调指出“叙事宜择其大者”,并对春堂大哥传稿的具体内容,提出一些删削的建议,但上述行文规则显然是他们兄弟二人一致认同的“作传”轨辙。

      所谓“作传”,实质上也就是着史。盖人物列传,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创立的史学着作的重要体裁,因而写这种人物传记也就等同于撰着史书。广义的史学着述,按照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即着史、考史和论史。着史,也就是写历史,这事儿太大,不是咱这样的草野小民该去想的,可以置而不论。论史,这事儿则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论法,没什么客观的方法和规矩可谈,不论也罢。所谓“考史”,这是现在大多数吃历史这碗饭的人正在做的主要营生,而我认为它的运作轨辙同“着史”颇有相通之处。盖“考史”与“着史”,其内在实质都是认识并展现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前者重在尽可能纯客观地辨析具体的史事,而后者重在按照作者自己的史观来展现其想要传达出来的史事的整体面貌而已。

      刘春霖说大哥春堂主张“作传务求详实,不尚简洁”,且云这一主张“足证文章家之谬习”,而按照我对所谓“考史”工作的理解,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同样是“务求详实”而“不尚简洁”。放胆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一些人刻意追求的“清通简要”的史学论着写作方式,或许正相当于刘春霖所说“文章家之谬习”。

      刘氏所谓“文章家”,我理解指的是桐城派所主张的词章文法,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种文学的表述形式,而在我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项科学的事业,因而要以纯正的科学性为第一要义。它与文学不同,也与艺术无关,要想论证明白、阐述清楚那些疑难的历史问题,就不能不极尽所能,曲畅其说,尽可能做出周详的论证,殊不必自作多情,非去追求什么“文章家”笔法不可(况且人家“文章家”真未必拿你当那么回事儿)。清人程恩泽讲所讲的“治史贵纷也”(《癸巳类稿后序》)这句话,就很好地概括了史学研究这一特点。

      谈到这通书札,还很有必要谈一下韦力先生为它所做的笺释。如上所述,刘春霖在这封信里谈论的学术问题,主要是哈同家传的写法,韦力先生不仅原原本本,笺注此事缘起,且以其秘藏的柯邵忞未刊稿本《蓼园文存》,添附独家说明,谓在此《蓼园文存》所收柯邵忞致哈同夫人函底稿中:

      言及得友人徐石隐告知,罗伽陵嘱爱俪园总管姬觉弥请柯邵忞为撰哈同碑文,然姬觉弥擅自假柯氏之名代撰,又请徐石隐书丹,柯邵忞不欲他人冒名代撰文字,故称“事关名誉,不得不与夫人言之。务乞刻石时,何人所撰,即用何人姓名,切勿书贱名为幸”。

      柯邵忞对姬觉弥冒名代撰一事颇为不悦,《蓼园文存》又有柯邵忞致徐石隐札一通,称“弟虽不学,然旁人冒名代撰文字,则窃以为耻。乞左右切究潘君,务使此事水落石出为要”。

      这种笺释只有韦力先生始得做出,一代闻人哈同的身后事,也藉此始得揭明,而我今天特别谈及这一掌故,则意在说明人们的文稿每有他人代撰以至冒名伪撰的情况存在,这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多年前在《宋史研究通讯》上还看到过一篇不知何许人冒用贱名撰写的书评),我们在阅读前人文辞和编录刊印前人着述时,需要特别注意这样的情况。不然,徒看署名,不辨真伪,有时会闹出很大的笑话;而且谬种流传,还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学人书札,当然会有谈论治学方法的文字,先辈之于后学,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后生求学,每期速成,因而总是想要早些访得通天快捷方式;至少能够快步走入正途,免得在寻寻觅觅中耗去太多功夫。

      这本《清人书札题记笺释》中的第三十六通书札,系张东荪致某后学函,文曰:

      屡奉良书,得大欢喜。执事求学之殷,实堪敬服。惟荪学谫才薄,不足引重,每蒙下问,更复增惭。然学问之道,不外持之以恒,多看多读则不患笔下无文。好之既笃,虽极艰深之理,亦可迎刃而解。专心于此,不事他事,则未有不成者也。以为然否?匆匆敬复。

      潘景郑先生的“题记”,称此札“内容似为勉励后学勤奋之辞”,所说虽然无误,却似乎未能中其肯綮。

      

      张东荪致某后学函

      张东荪讲的这些话,并不是什么泛泛而谈的“勉励后学勤奋之辞”,更绝非敷衍塞责,而是一位学术前辈讲给年轻朋友的治学箴言。浅薄如我,只因为年龄混得大了一些,时常也会遇到年轻的朋友,前来讨教治学的路径。每当这个时候,我都相当窘迫。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费力琢磨过路在何方,随兴而行,自然而然地向前走就是了,所以根本没有资格给后生小子指引路径。读张东荪这封信,我感觉他当年是遇到了和我现在一样的困窘。因为实在讲不出那位求教者期望的话语,就这么讲了几句真心读书人能懂而其他人却实在不大容易明白的大白话。

      对张东荪先生讲的这些话,我是完全认同的。所谓治学之道,不外乎喜好读书而又能持之以恒专心读书这一点,如张氏所云:“专心于此,不事他事,则未有不成者也。”岂有他哉!岂有他哉!过去我向人讲述自己求学问学的体会,曾藉用邓小平讲自己长征历程时用的三个字——“跟着走”,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因而张东荪讲的这些话,可谓实获我心。只是这个世界上真心爱读书、一意苦读书的人少之又少,拿读书当敲门砖的人偏偏又急赤白脸地想要一夜成名天下知,能不刻意追寻终南捷径?

      

      邓之诚批注张尔田《列朝后妃传》如上所述,读前人信札,不能只是欣赏其翰墨辞藻,也不宜只是带着挖鼻屎的快感专盯着人家的隐私处看。同阅读所有着述一样,只要我们怀揣一颗真诚的向学之心,总是能够有所收获,有所感悟,也总是能够读到一些在其他着述中读不到的东西。在这册《着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中,还有一些内容,如第三十七通张尔田致伟臣函,潘景郑先生在“题记”中谈到张氏给《清史稿》撰写的《后妃传》(其单独印行者题作《列朝后妃传》),书稿不为主编者采用却被读者“视为佳史”,韦力先生对此事亦颇有笺释,然而寒斋所藏张尔田友人邓之诚先生批注此《后妃传》印本(书还是张尔田先生赠送的,称作“三版附校记本”),却对张氏之史才史笔多有贬抑。不过这会是一篇很长很长的故事,详细讲述,须留待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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